外交记忆 | 入乡随俗
作者简介
施燕华 外交部英文专家，长期担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口译、重要外交文件的英语定稿等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美国的外交官；曾任驻欧共体使团及驻比利时使馆参赞、外交部翻译室主任、驻卢森堡大使、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；主要译作有《命运悠关的决定》《英迪拉·甘地和她的权术》《豪门秘史》《大座钟的秘密》《企业家 -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》。
罗斯福旅馆位于纽约曼哈顿区的繁华地段，是一座建于1924 年的大楼。我们一到纽约就住进了这家历史悠久的四星级旅馆。根据我们的要求，旅馆把有些房间改为办公室或会客室、会议室，并为代表团专门安排一个餐厅。
努力适应新环境
我和吴建民的房间朝北，对面是一座高楼。晚上从窗口往下看，车水马龙，汽车的尾灯连成一条条活动的红带子。往上看周围的摩天大楼虎视眈眈。“摩天大楼”的英文名是skyscraper——“天空刮削器”，楼高得能刮破天空了，真形象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们常被突如其来的各种警笛惊醒，一会儿是警车，一会儿是救护车，一会儿又来了救火车，救火车着急的时候除了鸣笛外，还发出刺耳的“呱呱”声。每逢这种情况，我就感觉自己像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里孙道临主演的报务员一样，面临敌人追捕的危险。
每当上、下班高峰，街上充斥着汽油味，令人头昏脑胀。这时就很想念在北京的蓝天白云下，在宽阔的马路上骑自行车的日子。
• 中国代表团成员1971年12月摄于罗斯福旅馆。图源：《外交才子乔冠华》
一般人会以为住旅馆很舒服，什么都不用操心。我们住进罗斯福旅馆，一住就是3个月。旅馆毕竟不是自己家或单位，不会住上一两年，所以平常要用的生活用品都不齐全。旅馆洗衣服太贵，我们每月几十美元的生活费洗不了几件衣服，只能自己洗，洗完的衣服没有地方晾；房间里只有一张小桌子，许多东西没地方放……住久了觉得生活很不方便。
旅馆非久留之地，一般客人是早出晚归，白天服务员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晚上回来睡觉。而我们基本上是24小时都在房间里，碰到服务员来打扫，什么都干不了。而且事先要对自己的物品进行适当的整理。
有一次，一个同事看到洗澡间有一个白色的塑料桶，挺干净，他就把准备下班后要洗的脏衣服放在里面，没想到下午回到房间，发现衣服没有了，他急忙去找服务员，费了好大劲儿找到了打扫他房间的清洁工。她说这塑料桶是装垃圾的，打扫时就把桶里的衬衫等衣物都当作垃圾装进了垃圾袋，已经运走了。我这位同事叫苦不迭，那里面有几件衬衫是出国前买的！
好容易到周末，可以去外出透透气，我们戏称为“放风”，但到外面散步也不像国内那么可以随心所欲。
美国对外国使馆或驻联合国代表团分成三六九等，中国属于“敌性”国家。美国国务院规定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人员要到离纽约市哥伦布广场25英里以外的地方，必须提前48小时向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申请。
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来到美国的大型官方代表团，当时中、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，隔绝了22年，互不了解。我们的到来，给美国警方、特工人员增加了不少工作。每当我们的车子开动，总发现后面有车跟着。时间长了，有时下车正好看到对方也停下了，互相还问一声好，毫不回避。其实美国人也明白，我们都是外交官，不会做不适合外交官身份的事。
出于安全考虑，领导规定代表团人员外出要二人同行，夫妇二人算作一人，还要另一人陪同，才能外出。
我们经常和不懂英语的后勤人员外出“放风”。有一次，在中央公园附近的大街上，遇到一个人高马大的黑人，跟在我两位同事旁边，不停地说：“Nice girl，nice girl。”（要漂亮女孩吗？）他们听不懂，问我是什么意思，我从未见过拉皮条的，怕他们真的要把同事拉走，十分紧张，立即说：“快走，快走！别理他。”终于把那黑人甩开了。
来到与北京迥然不同的环境，真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。
人人要遵守交通规则
改革开放前的北京，公交车是捷克生产的“斯科达”，年久失修，不仅走得慢，而且经常“抛锚”。一到冬天，常看到马路边上司机用力摇杆，启动冻结的发动机。宽阔的长安街上没有几辆小汽车。一到夜晚，商店早就打烊，人们都回到了家，为省电费，家家户户都用只有一瓦的日光灯。胡同的路灯也暗得看不到十米之外。飞机夜航时，从空中往下看北京，漆黑一片，只有星星点点几个黄灯，仿佛是深山里的村庄。怪不得我的一位美国朋友把北京谑称为“大村庄”。
我们就是从这个“大村庄”出来的。到了纽约，还是照北京的习惯过马路，发现行不通。
一天上午，我和几个年轻同事到旅馆斜对面的乌尔沃斯超市买东西，走出旅馆门口，给乔冠华开车的司机艾迪已经在那里等候，准备出车。我们出了门，向两边一看，正好没车，就打算穿马路，刚走几步，就听见有人向我们喊：“回来，回来！赶快回来！”原来是艾迪在叫我们。
我以为有什么事，连忙回头，还没走上人行道，只见他气喘吁吁地向我们跑过来，指手划脚地说：“这里不是过马路的地方，这样过马路很危险，你们必须到那边十字路口等绿灯亮了，走斑马线过马路，这是交通规则！”
我们不得不多走100多米的路去过马路，有人还嘟嘟囔囔地抱怨：“过马路还要等绿灯？交通规则还管行人？”70年代的中国，机动车很少，行人爱怎么穿马路都行，甚至在马路中间遇到熟人还可以站着聊天。行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的概念。到美国，得遵守人家的法律和规矩了。
“平等”的含义
旅馆大门旁，24小时都有一位侍应生守候，每当我们走到门口，他就抬一下帽子说：“早上好（或下午、晚上好）~”然后把门拉开。
在国内，人人都是平等的“革命同志”，怎么可以让别人为你开门？让别人侍候，是资产阶级作风，要批倒、批臭的。
长期以来，我们都不习惯别人为自己开门或为自己服务，所以每次快走到门口时，总要加速前进，乘侍应生没反应过来时先抓住门把，把门拉开。革命老干部陈楚大使没像我们跑得那么快，当侍应生向他致意并要拉开大门时，他就急着向侍应生摆手说：“No！No！”意思是“别为我开门了！”侍应生一头雾水，不知这位中国贵宾说的“No”是什么意思，因为从来没有客人提出不要他开门，为什么中国人非要自己开门呢？
走出旅馆大门，我们租的林肯小轿车早就等在那里了。这家租车公司相当于我们首汽的外事车队，所有的车辆都是黑色林肯车，不同于一般的小汽车，车身很大，很气派，英文名为limousine（豪华轿车）。
司机都是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中、老年人，穿一身熨得很平整的黑色西服，擦得锃亮的皮鞋，手上戴者白手套。他们个个都是瘦高个儿，可能是精心挑选的。司机们在一排黑色轿车前站得笔直，像是在等待王室人员驾临，见我们出来，立即把车门打开。
到目的地时，陈大使伸手去开车门，司机直摆手说：“等一会儿！”开始我们以为有什么不妥，后来才明白他要我们坐在车里等他跳下车，从车后绕过来，为陈大使开门。但是中国人习惯自己开车门，只要一停车，手就自然去摸门把。这可苦了司机，车停稳后他必须立即跳下一溜小跑，赶在客人前把门打开。
这样过了两三天，陈大使憋不住了，他对我说：“小施，你跟司机说说，不要为我们开门了，我们自己会开。我们是平等的。”我如实翻了过去，司机显得迷惑不解，他说：“先生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不为你开门就是失职。我们对所有的客人都是这样。”
那时，在中国，服务行业态度极坏。司机没有为客人开车门的习惯，连商店售货员对顾客都可以爱理不理的，不高兴时还可训斥顾客，凭什么我要为你服务！？革命打倒了剥削阶级，同时也把平等的观念推向极端，混淆了服务与“平等”的概念。
“中国胃”没法改造
文化习俗的不同还可以慢慢适应，饮食习惯的不同使我的一些同事很“痛苦”。每顿饭都给你一大杯冰水，中国人的胃受不了。有的同事习惯吃一碗一碗的米饭或几个蒸馒头，一片一片的面包对他们来说不知吃多少才吃饱。另外，我们要求顿顿有煮熟的蔬菜，不吃生菜。美国烹调中没有炒菜，于是端上来的是煮得黑乎乎的菠菜、豇豆，满满一大盆，不放任何作料（自己加盐），下面还用火温着。好多同志看了直皱眉：“这怎么吃呀！”
最受欢迎的是炖鸡汤或牛肉清汤，盛汤用的是比咖啡杯大一些的小汤碗。有的同志发明了新的吃法，把煮熟的意大利面条放到鸡汤或牛肉汤里，做成一碗清汤面。这个先进经验很快传开了，大家都拥到汤锅前。无奈汤碗太小，盛不了几根面条，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去盛，每次都盛到汤锅见底，胃口大的同志还觉得没吃饱，晚来的同志常常喝不到汤。
我们提出要吃米饭，第二天就办到。看到香喷喷的米饭，大家都很高兴。但盛到盘里一吃，都皱起了眉头：“怎么是夹生饭！”我们都很诧异，西餐中的米饭怎么是这样。
倒是从国内带来的酱菜、辣椒酱最受欢迎。有的同志根本不吃西餐，除了清汤面、干面包外，就是酱黄瓜、辣椒酱，顿顿如此。美国厨师看我们爱吃黄瓜，于是拿出一大瓶酸黄瓜，总算受到了欢迎。
看到大家吃不好饭，领导也很揪心，指示办公室主任找旅馆经理谈，能否让我们的两位厨师到他们的厨房做几个菜。对方同意在某个周日让中国厨师进厨房。
那天一进入餐厅，就闻到了菜的香味。两菜一汤是中国厨师做的，其他菜还是老样子。西餐以烤和煎为主，不需要急火，所以旅馆的炉子火力不足，不适合炒菜，我们的厨师只能将就，以炖为主。
美国厨师仔细研究了我们的菜，因为是炖菜，总有汤汁，于是他们得出结论是中国人爱吃汤汤水水的菜。第二天餐台上就出现了两盆看似中国菜的菜。大家以为他们会做中国菜了，十分高兴。不料吃下肚后才知道那是西式菜里多放了几勺水，比正宗西菜还难吃！
三个月后，我们搬进了自己买的房子，那时炉子还没改好，不能炒菜，厨师给大家包了一顿饺子，大家像过新年一样开心。住自己的房子，吃中国菜，有“家”的感觉了。
-End-
文字 | 《我的外交翻译生涯》
作者 | 施燕华
图片 |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
编辑 |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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